名校读四年，无法获认证，能否得赔偿？

又是一年高考升学季。选择在国内上大学还是赴国外留学？各种途径、各类项目、各个学校，让学生和家长眼花缭乱。今年初，笔者刚好接到了一起咨询，极具典型性。王同学选择了软科排名百名左右的，某国内知名大学“国际名校本硕连读项目”。结果四年苦读却换来一纸空文，所获文凭至今无法获得认证，导致升学、考公、就业等无从谈起。学费白缴了吗？大学白读了吗？王同学和其他几位同学投诉无果后，委托律师（非海辉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她能胜诉吗？

一、案情简介：“留学梦” 成了 “维权痛”

2020 年夏天，正值升学关键期的王同学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诸多留学项目面前，选择了国内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国际名校本硕连读项目”（下称 IBP 项目）。吸引她的，一是该大学软科排名百名左右，二是该大学的项目官网明确承诺“采用国内外课程学分互认模式……最终荣获海外合作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文凭，所获海外大学文凭可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下称 “教留服”）进行认证”。

按照项目 “3+1” 模式，王同学在该大学完成了英语及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期间分两次向学校账户转账支付学费共计 9 万元，备注分别为“国际本硕连读”和“IBP”。2022 年，她顺利取得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出具的结业证书，并按规划前往澳大利亚某大学学习，并于2023年11月获得商学学士学位。

然而，当她2023年回国向教留服申请学历认证时，收到的却是《暂不认证通知单》，理由是“学位证书涉及来自境内学习经历的学分减免，暂无法出具认证结果”。这意味着她花费数年时间和金钱获得的海外学位，无法得到国内官方认可——而国内升学、考公、进国企等几乎所有正规渠道，都要求境外学历必须经过教留服认证。

多次沟通维权无果后，王同学将该大学告上法庭，提出三项诉讼请求：一是要求学校退还 9 万元学费和利息；二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万元；三是学校承担诉讼费用。她认为，学校虚假宣传导致合同目的落空，侵害了她的继续教育权和就业权，还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该大学则辩称，自己并非合同主体，实际提供教学服务的是合作方太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太绅公司”）。 根据学校与太绅公司的《合作协议》，学校仅负责场地提供、签发成绩单等辅助工作，且明确约定 “太绅公司负责确保学历可认证”。此外，学校已完成教学服务，王同学也顺利取得境外学位，合同目的已实现，教留服仅是 “暂不认证” 而非 “不予认证”，原告起诉条件未成就。

法院经审理查明，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向王同学发出了录取通知书，收取了学费，并出具了成绩单和结业证明，且无证据显示学校曾告知学生与太绅公司的合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学校是教育培训合同的主体。但同时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学校存在违约行为—— 学校已提供教学服务，“暂不认证” 不代表最终无法认证，且无证据显示学校对认证失败存在过错。最终，一审法院于 2025 年 4 月判决驳回王同学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王同学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审理中。

二、法律分析：本案争议焦点背后的法律逻辑

本案看似一起简单的 “留学项目纠纷”，实则涉及教育培训合同主体认定、合同义务范围、违约责任构成等多个法律问题。

（一）合同主体之争：谁是教育培训合同的相对方？

该大学的核心抗辩理由是 “非合同主体”，主张实际履行方是太绅公司。这一主张是否成立，直接关系到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而判断依据是《民法典》关于 “合同成立” 的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行为符合要约、承诺要件的，合同成立。

从案件事实来看，该大学的行为已构成 “要约” 与 “承诺” 的完整链条：其继续教育学院向王同学发出录取通知书（要约），王同学按要求支付学费并入学（承诺），双方虽无书面合同，但通过实际行为成立了教育培训合同。此外，学费直接支付至学校账户、成绩单和结业证明以学校名义出具，这些事实均符合 “合同主体” 的外在表现形式。

至于学校与太绅公司的《合作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协议仅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作为第三人的学生。学校未向学生披露合作关系，反而以自身名义实施招生、收费等行为，学生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是学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大学是合同主体，符合法律规定。

（二）违约认定之辩：学校是否违反了合同义务？

王同学主张学校违约的核心依据是“官网承诺学历可认证”，而学校则认为 “培训服务已完成，认证不是合同义务”。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明确教育培训合同的义务范围。

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义务既包括明确约定的内容，也包括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确定的 “附随义务”。本案中，学校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宣称 “所获海外文凭可直接认证”，该承诺属于合同的核心内容 ——对学生而言，“学历可认证”是参与项目的根本目的，远超一般“培训服务”的范畴，构成“核心合同义务”。

但一审法院未认定该大学构成违约，理由是 “暂不认证不等于无法认证”，且学校已协助沟通。这一认定的法律逻辑在于：违约责任的构成需满足 “违约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 三个要件。本案中，教留服出具的是 “暂不认证” 通知，而非 “不予认证”，即认证失败的 “终局性” 尚未确定；同时，学校提供了辅助沟通的证据，难以认定其存在“不履行义务”的违约行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即除非学校能证明，不予认证是王同学的过错导致，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也是王同学上诉的核心理由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否“充分提示认证风险”是另一关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育服务属于“生活消费” 范畴，学校作为提供方，负有“告知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义务。若其在招生时未提示“境内学分减免可能影响认证”，即便不构成 “违约”，也可能因“信息披露不足” 承担责任，但本案中法院未对此深入审查，因本案尚在二审中，笔者不便对此作深入分析。

（三）精神损害赔偿之诉：违约能否主张精神损害？

王同学主张 1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未予支持，这涉及违约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

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该条款的适用有严格条件：一是违约行为需 “损害人格权”（如名誉权、身体权等）；二是需造成 “严重精神损害”。

本案中，学历认证失败虽给王同学造成困扰，但未直接侵害其人格权，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此外，教育培训合同属于财产性合同，通常不涉及精神利益，因此法院驳回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三、律师提醒：多元升学需避开这些 “法律陷阱”

本案为高考后选择留学项目的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看似 “名校背书” 的项目，可能隐藏着诸多法律风险。结合本案教训，海辉律师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出具体建议：

（一）核实项目资质：避开 “无备案” 的 “黑项目”

教育部明确规定，境外学历认证的前提是 “项目合规”。学生和家长可通过以下步骤核实：

1、查询 “涉外监管网”。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http://jsj.moe.gov.cn/），查看 “中外合作办学硕士名单”“境外高校名单”，确认国内合作院校和海外院校是否在列；

2、要求学校提供备案文件。正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需取得教育部批文（如 “教外综函〔XXXX〕XX 号”），可要求学校出示原件或复印件；

3、警惕 “学分互认” 陷阱。本案中 “境内学分减免影响认证” 是典型问题，需提前向教留服或学校确认 “境内课程学分是否被海外院校和认证机构双重认可”。

（二）锁定合同主体：看清 “谁在真正提供服务”

本案中 “隐性合作” 是纠纷根源，建议家长和学生提前做到：

1、确认签约主体。若签订书面合同，甲方必须是高校本身，而非 “继续教育学院”“某教育公司”，更不能是中介公司；

2、核查收费账户。学费应支付至高校对公账户，避免转入个人账户或非学校账户，保留转账凭证时备注 “某项目学费”；

3、要求披露合作方。若学校提及 “与第三方合作”，需在合同中明确 “学校对第三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避免出现 “踢皮球”。

（三）明确认证责任：把 “承诺” 写进合同

“学历可认证”不能停留在口头或官网宣传，需落实到书面：

1、约定 “认证失败的处理条款”。如 “若因项目原因导致学历无法认证，学校应全额退还学费，并赔偿合理损失”；

2、明确 “协助认证义务”。合同中需写明学校在 “材料准备、沟通协调、异议处理” 等环节的具体责任，避免用 “协助” 等模糊表述；

3、留存宣传材料。将招生简章、官网截图、咨询记录等作为合同附件，注明 “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以防学校事后否认，必要时可提前做好公证。

（四）关注学分细节：避免 “境内学习” 成为认证障碍

教留服对 “境内外学分衔接” 有严格要求，需特别注意：

1、确认 “学分互认范围”。要求学校提供海外院校出具的 “境内课程学分认可函”，明确可减免的学分比例（通常不超过总学分的 1/3）；

2、区分 “境内培训” 与 “境外课程”。若境内学习包含 “海外院校授权课程”，需要求学校提供授权文件，避免被认定为 “非正规学分”；

3、提前模拟认证流程。可咨询教留服或专业机构，根据自身情况预判认证风险，对 “境内学习时间过长”“学分减免比例过高” 的项目保持警惕。

（五）强化证据意识：为维权保留 “弹药”

从入学到毕业再到通过认证，建议全程留存好相关证据：

1、程序性文件。录取通知书、缴费凭证、成绩单、结业证书等，需加盖学校公章；

2、沟通记录。与学校招生办、辅导员的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尤其是关于 “认证”“学分” 的承诺；

3、认证材料。教留服的通知、复核申请、学校出具的说明等，这些是认定 “认证失败原因” 的关键。

（六）化解纠纷争议：理性维权但不放弃合法权益

若不幸遭遇认证失败，海辉律师建议可按以下步骤维权：

1、优先协商。通过学校信访部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协调，争取达成退费或补救方案；

2、行政投诉。向教留服申请复查，或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虚假宣传”；

3、诉讼维权：若协商无果，可提起民事诉讼，重点举证 “学校违约”“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必要时申请司法鉴定或调查令调取学校内部文件。

出国留学的本质是 “教育投资”，而投资的前提是 “风险可控”。王同学的案例警示我们：选择留学项目时，不能仅凭 “名校光环” 做决定，更要以法律为武器，看清合同条款、锁定责任主体、防范认证风险。对于高校而言，诚信招生、合规办学既是法律义务，也是维护自身声誉的根本；对于学生和家长，擦亮眼睛、留存证据、理性维权。在高考升学季的选择关头，愿每一份信任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投资都能收获应有的回报。